导读：中国进入到了知识贫乏时代？未免太过悲观，如果中国知识界万马齐喑、学者们集体失语，又如何解释得了中国市场化企业令人吃惊的内在活力呢？如果把目光放低些、再低些，然后就会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与知识在某个空间的转换率有多高效，虽然受益者太过于现实务本，也难免最终患得患失。但是这是个快速迭代时代，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实践出真知，也无意中与500年前的“知行”大师王阳明不谋而合——“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中国管理实践最终会用自己的语言诠释现实——以创新的名誉。

2015年9月6日，任正非在华为公司接受福布斯英文网专访。当被问到对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看法时，任正非回答说：“创新是要有理论基础的。如果没有理论的创新，就没有深度投资，很难成就大产业。”这里所说的理论基础应该包括了科研、思想、管理等领域。

包政教授在谈到中国原创理论体系的创建时说过：“中国至今为止只有历史小说家、财经小说家，包括我在内，还没有出现基于中国实践真正的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不用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思想家。这是我们无法真正学习到企业成功之道的原因。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传说，学习到的是这种传说带来的启示。”

知识的匮乏、理论的残缺甚至空白，已经是时代之痛，被认为是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企业普遍感到的还不是无力感，而是无处着力的迷茫感。但是有一些企业在混沌中奋力新生，也有一些探路者一直执着于自下而上努力，他们相信原力与地头力连接通天之路。不是吗？你在新的征途中经常会遇到熟悉的面孔。

老舍说的：“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么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着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

是的，记忆中有朝阳晓露，这是明天活下去的慰藉，也是可以期许的依据。中国企业过去的实践成就也是，更多的各种理念认识也是，但是它们如断线的珠子四处迸发，现在人们需要找到穿起珠子的针线。因为沉下心来思考你会发现，虽然时断时续，但中国的哲学思想史自有脉路，“知行合一”的朴素理念一直被民众信仰：人们坚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不禁想，这就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体认之学”再次大火的原因吗？

王阳明11岁时，跟着祖父长途跋涉与在京任职的父亲团聚，途中路过金山寺寄宿，天黑月高时，见祖父与其他羁旅者在院中对饮赋诗，不禁来了兴致，随口有模有样地吟道：“山近月远觉月远，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令客人惊异不已。他竟然能够想到了天外的视角。

少时跟着私塾先生苦读经史子集，思绪却常常游离于书外。一次他又在发愣，随口向塾师问道：“何为第一等事？”老师也不假思索地应道：“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时他竟然能够退后了一步想，若自己读书为考取功名，那古人写这些书又为什么？这和途中望月如出一辙，虽然貌似一退一进两个方向，却都是高视。

王阳明的天赋来自家传，祖父的博学厚识让他直接受益，六世祖王纲受刘伯温之举受任兵部郎中，后为平定谋逆战死南方，特被朝廷赐建祠庙，光宗耀祖荣照后世，则是他的精神标杆。所以，“安天下”、“学圣贤”便成为王阳明人生自许的两件心事。当二者彼此因应融合时，一个韬略统御之才便诞生了。而王阳明在悟道、做事两方面的卓越成就，正是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体认之学的第一践行者。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记载了这一句话，据说来自蜀道一馆舍壁间的一幅联语，不知何人所题。曾经是朱熹忠实粉丝的王阳明也一定看到过这句话。所以后虽功名显赫，而人生“第一等事”还是学做先圣前贤那样的人，毕尽一生。直到领命归途身染重病奄奄一息，当徒弟问他有何嘱咐时，他仍然说：“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实可恨耳！”

但是现在为什么王阳明为什么突然又火了起来？光阴轮回，千年更迭，时间的隧道需要点亮这样一盏长明灯。未来已经发生，但是先知者谁？时代在呼唤新的大师和原创理论出现，即解释现实、引领未来的理论体系出现。

王阳明的“致良知”、“心学大法”，就是对前人的批判性传承，自成一派。他曾经沉迷于朱熹的理学，认为一草一木兼含至理，格物要以天下之物为对象。却因沉溺钻研、耗神过度，竟然两次病倒，仍不得解，开始对其理论产生怀疑。后又从道教、佛教中寻找答案，皆以身心体悟，依然感到不足以释惑，直到“龙场悟道”。

1505年王阳明因上书谏言为冤者鸣不平，被廷杖后下狱。狱中潜心研究《周易》。出狱后远谪龙场（贵阳修文县），一路上躲过奸臣追杀，万般磨难后，才得以到达这个荒蛮之地。一天端坐沉思，依然回到“成圣”这第一等大事上，懵懵懂懂中似乎有人语，忽然大悟，不禁呼跃。所谓格物致知，并不是求之于事物本身，而是发端于内心也！“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之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是故心即理，心外无物、无理也无事。

王阳明不禁身心自解，以此和当地居民相处，虽语言不通，却深得友爱、互助。“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后王阳明执此大道，受命治理某地乱局，民安风正；领兵打仗平定某地骚乱，不战而胜。遂名声日隆。后在弟子的帮助下建立龙岗书院，勤奋传道，远近闻者纷纷前往。人们发现他与人论道释义，先是借语先贤，后干脆不说前人、只说知行本体，求道者无不心悦诚服。王阳明开始标举新说，自成一派，仰慕者渐众。他认为“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至此，王阳明终得以完成了人生的“第一等大事”：“学（成）圣贤耳”。其理论体系远播海外，尤对日本影响很大，传承中出现不同派别。冈田武彦就是一虔诚追随者，后曾受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东方哲学。从美国回到日本后，冈田武彦渐渐认识到，如果不了解古代圣贤的生涯，就无法真正理解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这也是王阳明所创立的“体认之学”。当冈田武彦终于来到绍兴，和中国同道者一起，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找到早已破败不堪的王阳明墓时，心情万分沉重。他回国后三次发起募捐活动，当地政府得以重新修葺了王阳明墓、王阳明纪念碑亭。后中日研究者联合，先后六次追寻着王阳明的遗迹进行考察，行程八省八十余县两万余里，所到之处对当地触动很大，后龙岗书院也得以重建。

1992年4月30日，冈田武彦一行来到了王阳明平定骚乱归途中的病逝之地——江西大余县青龙镇章江岸边凭吊，这时晴朗了半个月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暗起来，冈田武彦一行面向南，口吟诗，撒酒祭亡灵。冈田武彦遥想着王阳明在江上一叶扁舟中奄奄一息，只有一个当地的徒弟闻讯赶到身边……此情此景如现，年已83岁的冈田武彦不禁哽咽。

也许至此，冈田武彦所坚持的“体认之学”研究方法才真正触到了真谛，而他一生追随阳明心学的夙愿终得以圆满实现。他在后来畅销中国的《王阳明大传》的序言中用了“感动”一词，该是冥冥之中对先贤英灵的隔空回应而感动？——这不是传说，后来同行者同时记录了这件事，因为印象太深刻。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古老的智慧对日本的影响之大，也对日本学者的研究精神由衷感到敬仰。冈田武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观的体验与践行。他说日本哲学重视感性和实践性，并且比较含蓄，和阳明哲学有很多共通点，所以才如此欢迎与接受了这个圣者。这种哲学经过学者的传播，也影响到彼岸的美国。

“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做人何谓正确”的经营管理哲学即深受此影响；而星巴克创始人舒尔茨的自传就取名《将心注入》，讲述自己坚持以不同（西方）的方式建立企业的故事，试图证明一个以心灵为导向、以自然为灵魂的公司仍然可以成功。——而这，似乎正是来自远古中国的伟大智慧。

“人类自身开始觉醒与变化。许多历史上的伟大灵魂将会回来，并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尔后“义将永驻地球”。一个被西方称为“睡着的预言家”在上个世纪对中国发出这样的预言。

冈田武彦在书序中说，王阳明思想中最出彩的“体认”，其实是一种情感。西方哲学重理性，东方哲学重情感。如果我们把哲学思想比喻成一颗大树，那么王阳明的东方哲学就可以看作是对根的培养，而西方哲学则是对枝叶的追求。学问有本末之分，王阳明哲学乃“培根之学”，西方哲学乃“枝叶探求之学”。但是纵观现代哲学界，“培根之学”却一直被人忽视。

德国唯心主义创始人的康德，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之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世上最使人惊奇和敬畏的两样东西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反对理性主义和伦理治国，认为所谓的父子、君臣、夫妻之间的关系秩序，看起来是温和与稳定，其实是一种稳定与停止。所以，中国作为一个“过去了”的社会，应该受到抛弃。

鲁迅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一文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死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鲁迅在中国抗日战争背景下的励志力作，虽然他一向不吝于用最尖刻的语言锐器对民族劣根性无情解剖。是的，鲁迅没有提到古代中国的那些“仰望星空”的人——也许他们离我们太远了。

缺乏想象力的中国文化渐渐走入了封闭锁国，陷入深度的睡眠，终致被世界的进步所抛弃。然后在一场场巨大的天灾人祸中被一次次唤醒——这就是他们短视的结果——一次次重新“一无所有”。如果睡狮真的醒来，就会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增长乏力的世界渴望新动力，而中国被推到了大风口。当中国总是沉溺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便总是被指缺乏责任——发展越强劲，世界的逆反心理越强烈。所以触动了很多当代哲学家开始思考一个终极命题：中国如何重新融入世界？门票就是贡献世界的价值！

拐点到了，中国必须由摸着石头过河，到设立灯塔航标路线方向了。这就决定中国必须从务实的经验主义中挣脱出来，世界需要中国带来希望。而事实上中国已无退路。中国理论界自身就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著名语言学家、人文学家、年逾百岁的国学大儒周有光最近在接受访谈时说：“中国的文化复兴并不是指复古，而恰恰是指在创新中新生。”

当代哲学家赵汀阳先生在2015京城国际论坛上发言说，现代以来中国已经失去了以自身逻辑来讲述自身故事的能力，包括他自己在内，人们总是习惯地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现实问题。……我们的确应该思考，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普遍性的？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成现在我们大家所描述的这个样子？非侵略性的中国曾经是一个以天下为结构的国家，或者说以世界为模型的国家，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性质。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导黄裕生撰文认为，康德等西方哲学家“不喜欢中国”，是出于“思想”，出于“学理”。而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主体，一个“本源性的民族”（另有古希腊人、印度人和犹太人），拥有特有的思想胸襟与思想风范。事实上康德们的哲学一直受到中国思想界的持久重视与研究。因为这不仅能帮助我们走进希腊传统的西方，同样也能帮助我们走进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当我们这个本源性民族开显出新的思想境界而开辟出新的世界史时再回过头看，我同样相信，我们会发现德国哲学曾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个最重要津口。

2016年2月3日，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中国正处于知识短缺时代》，引起国内很大反响。文章说中国市场经济由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战略指引，高层就制度体系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但由于缺乏到位的政策研究与理论指导，致使政策在实践上不能落地，从而再次面临失去发展机会的危险。前如“三个代表”，现如“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舆论看只是停留在拼命炒作概念层面，或者牵强附会地乱加发挥，严重跑偏。

文章中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长期以来，中国只是从西方进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没有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得到发展。在不存在中国经济学的情况下，何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呢？又何以解决中国问题呢？只能导致问题的恶化。

中国知识界要么停留在书本上照本宣科，要么沉溺于实践中无法提炼，长期的空白与误读，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并且这样的问题遍及所有学科，近来的金融市场的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这只能说中国的知识正处于严重短缺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他提议建设中国新型智库非常必要。

其实类似这样质疑已经由来已久。人们总是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对中国的忠告。2008年7月14～18日，一直关注中国市场经济的科斯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对着遥远的中国恳切地喊话：“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他提到著名的钱学森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曾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他说现在他来回答：就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也许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无法理解一个98岁的老人为何说出这样重的话。

世界对中国由充满好奇到开始着手研究，他们既要搞懂崛起的中国将如何面对世界，又要解决他们应该如何面对中国。《华尔街日报》驻中国北京前总编辑、道琼指数中国总执行官麦健陆于2005年出版了《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场第一线的经验》，他说就是为了让读者了解那些跨越时间的对在中国做生意的见解和常识，中国人骨子里的思考和行为模式。

他在书中这样描述中国：一只脚尚驻在过去，一只脚已踏入未来——中国是全世界最盛大的开端，也是最伟大的转折。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能忽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增长的地位。这个国家要养活13亿人口，其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超过北美和西欧加在一起的规模。“中国需要资金、技术、制造专长、管理技能和海外市场。就像所有的新兴企业一样，中国人经历了疯狂的尝试和错误，每天都在调整，不断复制和修改他人的做法和产品，总是在全速冲刺第一个进入市场，永远盯着下一个捞一把的机会。”

一路奔跑的中国还来不及过多地思考，但是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学遍了世界大师经典理论与案例标杆后，中国市场经济似乎总有难解处，喊了十数年的转型升级总是差一把火候，而中国企业的实践体验又分明潜力巨大、蓄势待发。即便是包政教授这样长期以来立足本土实践思考、谨慎持守、述而不著的学者，也强烈感受到了一种天降大任的使命感。继他的《营销的本质》与他创建的营销实践理论“深度分销”对接上以后，又在持续思考“中国互联网”下营销变革趋势，并且已经深有所得。

其实，郑永年和科斯们未免太过消极，如果中国理论界万马齐喑、一片黑暗沉默，又如何解释得了中国企业令人吃惊的内在活力呢？如果他们的目光放低些、再低些，就会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与知识在一个层面上的快速转换率有多高效，虽然还很不完善。

本土原创营销读本集大成者当推金焕民、刘春雄合著的《中国式营销》（2009年出版），并在书序中第一次呼吁创建“中国特色的营销理论”，清醒地提出：“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诠释、传播西方理论，那么，中国特色的营销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产生，将会变得遥遥无期。”同时指出要站在历史的过程中来看待中国营销，中国营销取得的成就被严重低估，中国企业人的创新探索被故意忽略了。

与被诟病的经济学及其他学科不同，中国营销界似乎一直迸发着勃勃的生机。当《销售与市场》在总结30年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时候，陈春花老师直言，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支点就是学习力。这在现在已经被企业人公认，华为直言不讳自己崛起之道就是在模仿中学习，在学习中追赶。而中国企业人的学习的自觉性，至今为止，依然保持着空前高涨的状态——谁说中国人不爱读书？那是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群体。与以往任何时代的族群都不同，他们好像是从地球上新冒出来的异类，因为过于不同，他们要么被人们忽略，要么被人们遗忘，甚至误解。他们就是营销人，10年前号称有8000万，被认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现在该有多少？中国当下的许多优秀的企业领军人，很多是营销人、销售员出身——比如有业务员背景的任正非。他们已经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中流砥柱。

这的确是市场经济以来的一大奇观。与以往任何时代的学习目的都不同，企业人学习是为了追求学以致用的本领。无论是社会上各种公开培训、企业里的大小内训，还是在实践中的照猫画虎、模仿借鉴，他们的学习力与知识的转化效果都是惊人的。以至后来，美国出版市场的商业经济管理著作基本与中国大陆同步出版，类似杰克·韦尔奇、凯文·凯利这样的商业大咖会亲自到中国宣传自己的新著。而中国的追赶型经济也出现了局部领先，最突出的证明就是移动互联网领域，被认为已经创新性地超越了发源地美国，更普及和更深入。

而且营销人的阅读书目，从专业书籍渐渐跨到科技、哲学、文学、宗教等领域，参加各种培训也从竞技实训，跨越到人生修炼、禅悟沉思等务虚内容。这一切都来自于企业的现实体验。人在职场，人生的终极命题终会适时到来。而企业的生存发展一样会碰到终极意义的话题。当学习力成为企业的共同优势后，最终决定胜出、持续成功的一定有其他差异化的因素存在。那是什么？

你不能埋怨机场、车站、街道书店报刊亭太多营销管理方面的内容，这只能说他们太过勤奋。市场经济的规则已经给一代人烙下印记，这里崇尚实干、专业、乐观、上进的正能量。这其实也是一笔巨大的尚没有被人们充分认知、甚至误读的精神财富。而务实精神，又让他们忠于实践、实效，不惧竞争，他们乐于借鉴学习同业者的卓越见识，而少了“文人相轻”的陈旧习气。许多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走进市场经济一代营销人依然活跃在现实舞台。

而现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中国企业从学习、模仿、追赶，到了超越、亮相、贡献世界的重要阶段。正如任正非所说的，就通讯设备领域已经超越了爱立信和思科成了全球老大，可以对标的对手、领导者没有了——竞争需要对手，所以真正的对手总是彼此尊敬，现在华为必须自己趟路，所以才有了任正非对FT金融网的那番对话。真正的企业家不排斥理论家。

《哈佛商业评论》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没有理论也配谈战略？》，说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曾发表过一个著名论断，“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际的了。”理论对有关因果关系的预期进行定义。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反事实推理：如果我的理论准确地描绘了我的世界，那么当我做如下选择时，就会出现如下结果。它们是动态的，可以基于相反的证据或信息反馈来做出更新。所以“有理论的公司叱咤风云”。比如沃特·迪士尼公司的创始人对于如何创造价值，有着一套非常清晰的理论。

任正非说的，没有理论创新，就没有深度投资，就很难成就大产业。而理论创新的前提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常听说企业家和教授的区别，企业家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教授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记得小天鹅集团的前老总徐源曾经说过，老板读书越读越薄才好，最好薄成一页纸、一句话。

“真理是一根线织成的布。所以，所有事情越单纯就越接近它本来的状态，也就是说，越接近真理。”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在他的《活法》一书中这样说。这源于企业家的思维方式，他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必须将这根真理之线抽离出来，经过自己的思想信仰浆洗、印染、设计、构思后，才能创造性织出别具一格、价值独特的布匹锦缎。

所以你看企业家著书立说，常常是有线索的。所谓的发散思维，是一根丝线穿起的珠子，形散神聚。像长江黄河，支脉纵横、不拒细流，端着主干道的霸气，不忘大业图志，最终的目的是归向大海，在万里征程中用脚步勾勒出一番天长地久的巍巍大观。而思想者的思路相反，提笔构思必有逻辑，起承转合必有节点。即便站在大象宏图之前，精神视野也会游离天外，将视点放在可以俯视全景的高度；或者索性退到天外，用足以远的距离，在大历史大视野中给予归位。对当世人不会轻易褒贬，下意识的就祭起了“寓褒贬于记事之中”的《史记》春秋笔法，每每让读者费心猜度。实则是为了回避是非，将读者的思路从现实引向未来，实乃大义高蹈之举。

陈春花教授在她的《中国营销思考》一书中谈到，有人问她教授与总裁的区别，她的切身体会是，教授要有更多的使命感，总裁要有更多的责任感。使命感来源于必须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理性客观地理解所面对的环境，并能够不断地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把对环境变化的思考，转换为人们的理解和知识。要求热爱、责任、专业。责任感是能够不断地用自己的能力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使得所有相关人员的绩效得以发挥。要求高效、职业、用人。

我们会看到图书市场企业家的“自传体”与学者的“旁观体”同时存在，即便彼此对立，也并不失各自的独立价值。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德鲁克和斯隆的故事了。斯隆的自传《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中文版同时编入了德鲁克的文章：《为什么<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是必读之作>》。文章披露了斯隆写这本书的冲动或者目的，原是为了驳斥或者说抗衡他认为有害的一本书《公司的概念》，作者就是德鲁克本人。这是他应邀深入通用公司两年来的研究成果，也是他第一次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

德鲁克得到了通用公司管理层的通力合作，然后这本书出版后却成为通用公司的禁书。因为他站在现代（知识）管理的角度对通用公司的管理政策如劳资关系、总部员工的使用和作用、经销商关系等提出了质疑，在通用管理层看来这犯了大忌，不能被原谅。斯隆也认为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同时认为他有权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是管理界的一段有趣的公案。实际上这两本都成了管理领域的经典之作，《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至今为职业经理人的必读书籍，而《公司的概念》确立了德鲁克现代管理学创始人的地位。斯隆的职业感如此严谨，他因为在书中不得不提到了公司的员工姓名，坚持说必须等这些人离世后才出版此书，虽然出版社编辑已经征求过这些人的意见，他们也根本不在乎。以至于一直到1964年——这本书写成后的10年才得以出版，立即就获得超级畅销，而90高领的斯隆在两年后也去世了。德鲁克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一直认为这是一部最好的管理著作——这和是否全盘接受斯隆提出的每一个观点无关。尽管这部著作拥有了广泛的读者和极具号召力，但他对管理实践影响甚微。”

这就是独立的学者精神与企业家精神，这非常有意思，一个公司案例，两种写法，立场观点相左，却可以彼此同时存在读者市场，这丝毫不影响德鲁克“20世纪最大伟大的管理思想家”、斯隆“世界第一职业经理人”（第一个职业经理人做到总裁的位置）的地位。也许马奇的观点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公案。

斯坦福大学管理教授詹姆斯·马奇被认为是组织决策研究领域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曾经在《哈佛商业评论》200位管理大师排行榜中位居第二，紧随德鲁克之后，第三位是西蒙。马奇兴趣广泛，出过诗集、做过纪录片，许多企业家以拜见马奇、请到他做顾问为荣耀。但是当他被问到学者与企业的关系时，却直言道：如果某一企业顾问给企业提出了具体建议，企业应该把他炒掉。因为经验知识关注特定时间、特定背景下特定个体的个人经验，而学术知识不能用来解决具体环境下的具体问题，除非生搬硬套。但是，在新的或者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当管理者面临意外问题或者未知问题的时候，学术知识的作用就会凸现出来。学术知识提供的是问题的思考框架，而不是解决方案。所以学者之于企业的意义，在于要间或告诉企业家，不要丢掉那份寻彼岸的迷茫，或者你以为到达的彼岸只是一个幻象。

这就是中国智业人与美国智业人最大的区别。有说中国缺少独立意义的学者。包括思想上的自由独立与职业上的独立存在。即便有人这样自诩，也很难被社会公认——如果你没有成功的企业实践可以做标志，企业人会认为你在空谈，有本事做做看？所以中国市场上的专业书籍、杂志，多以专业性、实战性、实效性等定位诉求，实则是顺应读者的需求。读者不愿意付出判断成本与时间成本，人人都渴望立竿见影见实效——虽然最终难免患得患失，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机会大于一切。

若说其存在就是合理的。这是否和中国“知行合一”、“体认之学”的哲学体系一脉相承？但也是否是中国理论体系迟迟不能建立的原因之一？但是拐点真的到了。

中国互联网引起全民关注的一个重要事件，莫过于2014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的那场著名的董雷赌局了。围绕着这个事件的社会人文、营销管理等各路精英纷纷参与，使得话题争论体现出很强的知识性与专业性。而伴随着腾讯微信的开发与迅速推广，给这场争论提供了无限参与的平台。

包政老师的弟子、人民大学EMBA教授白刚对董雷赌局的系列解读，引起广泛重视，他将《管理智慧》微信平台对小米的深入而独到的研究、以包政老师理论体系特有的学理结合起来，以这个案例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揭示出商业模式变化的本质，被认为是解读董雷赌局最深刻的文章，微信公众号、各大网站持久转载传播达一年之久。这一次学者没有失声，而是高调作为，以此为契机给全民上了一堂互联网大课，第一次显示出知识解读现实并推动未来的力量。

随着微信功能的不断开发，中国互联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奇迹不断发生。从政策到企业再到百姓生活方式，乃至对中国企业经营模式带了的深刻影响，随着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国策推进，更激发了全民学习互联网知识的巨大兴趣。一些微信公众号纷纷举办微课堂。

如包政老师在《管理智慧》组织下演讲的《互联网时代，管理的变与不变》，以自己一直坚持对中国营销实践的关注与研究，以对世界范围内营销管理经典理论的深度把握，面对20万听众，从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到世界经济学、管理学经典理论的延续，对发生在中国的这场互联网革命给予专业解读，继他创立的“深度分销”营销理论被广泛推广后，提出“社区商务”的概念，思路清晰、语言明确地提醒中国企业，当下的这场互联网革命对中国企业、对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将具有历史意义——是上帝对中国的巨大恩惠，来帮助解决工业革命以来日益严重的供求背离问题，这对于没有或者相对较有工业负累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塑商业秩序的巨大机遇。

包政老师一样践行“体认之学”，将学者的天赋使命与正在发生的现实结合起来，用社区商务的方式组织学习社区“包子堂”，将学习课堂从象牙之塔中搬出来，身体力行地走进学习需求中来，深度体验这场巨大的时代革命，并已经有深刻体悟，打通了经典的分工理论与组织变革的关联，洞见了未来之路。他早在公开授课时曾经笑谈，不惜毁掉一世功名，也要跟上这个变化的时代。他直言一些互联网大鳄并没有深刻理解这场变革的本质，误读了正在发生的未来，只是简单地把过去的经营模式复制到了线上，这会白白浪费掉立即与未来的经营方式的天赐良机。而包老师对营销的理解一直是基于现实实践，将传世百年的经典化解到现实中，或诠释现实、或指导现实，每有彻悟。

最近，阿里的参谋长曾鸣及阿里研究院也连续发表文章认为：新经济的本质就是互联网经济。而互联网作为新生事物，还不能充分为企业认知，非常需要理论学者一起关注研究，为未来指路。甚至认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依然没有办法定义什么是市场，市场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市场是怎么演化的？当下的互联网经济，网络效应到底是怎么发生？网络的结构怎么优化？平台跟生态用怎么样的方式互动？没有研究的支持，就没有实践的发展。包括这个社会怎么治理，都需要学界深入的参与，智库深入的思考，要搭建社会、学术、商业之间更良性的平台，在创造文明新的辉煌当中把握住自己的机会。

企业家们则是做事的。虽然任正非清醒地认识到，举国创业需要理论创新，没有理论支持无法进行大投入，所以无法催生大产业，但是企业必须在事上磨。所以现在华为首先从精神上要防止懈怠。最近以来，华为将著名军事专家请进华为开课，旨在用美军的实战精神与智慧，填补最近3年左右的冲刺期（超越期）。军队文化本来就符合华为的文化基因、军人血性本来就符合华为企业人的生命体征。而“血性是会夭折的，所以需要养护，需要培育；血性也会沉睡的，所以需要唤醒，需要点燃”。

其次是学习美军流程的组织架构，以战养战，打造并磨练适应新战略的组织能力。比如传统军队是既“养兵”又“用兵”，两个流程重叠在一起，这种模式适合大规模、集团化作战，但是层层传递下来容易降低运行效率，不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现在华为基于客户、产品、区域的三个纬度的组织架构、对应于消费者、企业、运营商三个模块，疏通服务通道。

其三是学习美军“去中心化”，由“功能为中心”向“项目为中心转变”，以便于根据市场目标的要求，从组织流程中获得所需要的最佳成员，即时组建为作战团队。这种团队是集成的做法，可以快速形成作战单元，可大可小，完成后解散归位原流程模块。

“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才有益。”这是王阳明“体认之学”行之根本，实践中的企业或许可以在事中得道。中国不少大公司成立了自己的研究院、内部大学，肩负起了企业管理知识自我积累、建设、传承的任务。一些企业出现了首席知识官职务。而一些著名企业家本身勤于攻读思考，既是公司的最高管理者，也是公司的灵魂工程师。

你会从这些学者、或学者型企业家（事实上越来越多了）身上看到“王阳明”的影子，知行合一，体认之学，到最后你很难分得清“知”与“行”的界限、“物”与“事”区别，“心”与“理”的距离。他们会努力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意”；从心出发，对世界进行重构。据说一段时间里，马云身上总是带着一本《道德经》，而雷军最早推崇科幻小说《三体》。他们善于向自己的内心要答案，自己用自己的语言给企业实践注解。

“悠悠百年里，吾道终何成？”（王阳明语）道无止境，正如包老师说的，做企业如人生，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乐此不疲。